欧美国家相对较早接受工业革命的洗礼，有更多成功的企业经验可供观察研究。

因此，过去全球知名管理大师大多出身于欧美地区。日本一桥大学国际企业战略研究所的荣休教授野中郁次郎（IkujiroNonaka）是其中的少数例外。野中郁次郎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知识管理的拓荒者”和“知识创造理论之父”。

在研究生涯的早期，野中郁次郎的主要研究焦点是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以必要的变化来适应环境的一个整体。然而，在与同事竹内弘高和今井健一（HirotakaTakeuchi & Kenichi Imai）研究日本公司的改革过程时，他们觉察到那些公司并不仅仅是适应环境，而是通过改革主动改变自身和环境。因此，野中郁次郎提出了信息创造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组织被看作是通过信息创造达到有目的进化的实体。

然而，野中郁次郎并没有止步于信息创造理论，他从研究创新过程中发现，涉及创新的人员需要具备强烈的信心或决心，为了处理这样的信心和决心，人们的价值观体系不能被忽略。因此，他提出了知识创造理论。1995年，野中郁次郎与同事竹内弘高一起出版了《创新求胜》（The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一书。在此书中，他们从柏拉图（Plato）、笛卡尔（Descartes）、波兰尼（Polanyi）的知识哲学谈起，加入了日本企业的实际操作经验，尤其是融入了东方悟性智慧，建构了一套具有全球普适性的知识管理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东西融合的典范之作，值得我们中国企业家以及学者认真学习。

东西融合的独特贡献

与东方的阴阳思维视角一致，野中郁次郎探讨了知识管理的两大维度，即知识类别与组织形态，并以此构建了知识管理的理论模型。

首先，野中郁次郎应用波兰尼的知识二分法，从认识论的视角解释了两种知识的关系。

所谓的两种知识，即显性（explicit）知识和隐性（tacit）知识。显性知识通常是有形的、可定义、可存取的，可用文字、科学程序或数字表达，可以沟通，也容易通过学习掌握。只要人们可以接触到记录知识的媒介，便可学习到显性知识。而隐性知识则是事物固有的，内含于个人心中的非具体的主观经验，模拟式、情境特殊性的知识技能，以及思考模式、信仰、认知模式等。隐性知识源自个人的体验，说不清道不明，与个人信念、视角及价值观等精神层面密切相关。

隐性知识是靠个人五官的感觉来接受的，需要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经由观察等方式间接学习。

其次，在组织形态方面，野中郁次郎从本体论视角阐述了组织结构（正式制度的组织形态）与组织文化（非正式制度的组织形态）同知识管理的关联。

野中郁次郎视知识为解释公司行为的基本单位，而组织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交易资源，更多是为了交换知识。他强调了知识在公司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企业必须不断地创造新知识，并将其在组织内广泛地传播。

知识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野中郁次郎有关知识管理的重大贡献对于全球管理研究者具有独特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本土研究学者的意义最为重大，因为这一贡献已经成为东西融合的典范之作。野中郁次郎的研究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融合，建构了一套既有东方特色，又有西方元素的全球普适性的知识管理理论体系。这非常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学习，努力构建中国独特的理论贡献。

具体而言，野中郁次郎在三个重要方面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进行了融合。

野中郁次郎将东方的整体思维引入知识管理研究。他认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式是显性知识，而隐性知识在东方更为重要。野中郁次郎对于隐性知识在整个知识管理体系中的重视具有独特意义。这是对西方主流观点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挑战，也是东方传统文化对西方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值得玩味的是，东方的野中郁次郎与西方的波兰尼不谋而合，而前者将后者的观点从西方非主流转变成为西方主流。

有趣的事实是，中国的道家（即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全球最早提出隐性知识的雏型，可见道家是隐性知识的原创活水源头。

野中郁次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东方的阴阳平衡思维方式引入知识管理研究。这首先表现在其知识管理体系的两大维度都是对立统一的悖论，即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以及组织结构与组织文化。每一维度中的双方都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因而构成相生相克的阴阳平衡。此外，每一维度的矛盾双方可以而且必然相互动态转化。这在不同类型行业及不同类型企业情景下更为明显。例如，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方面的阴阳平衡搭配，以及组织结构与组织文化阴阳平衡搭配，都会因情景不同而发生多样性变化。最后，野中郁次郎采用东方独特的“场”概念阐述组织内部情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第三，野中郁次郎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东方的悟性思维方式引入知识管理研究。这首先表现在其隐性知识概念与比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指出比喻与西方主流理性思维的巨大差别，因为比喻与想象、直觉、创造力直接相关。还特别指出比喻与矛盾的内在联系，即比喻常常存在于概念悖论之中（相互矛盾的两个概念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概念之中），而悖论性比喻常常产生崭新的洞见。他还指出了比喻与类比的区别与联系，即后者将前者与理性逻辑分析联系起来，并加以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