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蓝凌软件联合主办的“2019中国最具创新力知识型组织（MIKE）大奖”评选正在进行中。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教授撰文分享其在知识管理、创新管理领域的真知灼见，为更多企业进行知识管理建设、提升创新能力，打造智慧组织提供相应的指导。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创新与知识管理国际研讨会创始主席

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以“知识管理”的观点设计组织发展的哲学、运行体系、管理模式等显得尤为关键。 

这是因为一百年以来，管理学主要经历了二个重要发展阶段：以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等人为代表的把员工视为“经济人”的科学管理阶段；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等人为代表的把员工视为“知识人”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阶段。 

泰勒首次将管理视为一门科学。他指出，建立各种明确的规定、条例、标准，使一切科学化、制度化是提高管理效能的关键，并且主张把计划职能从工人的工作内容中分离出来，由专业的计划部门去做，从事计划职能的人员被称为管理者，负责执行计划职能的人被称为劳动者。泰勒的理论在当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存在局限性。

◆ 首先，泰勒的思想主要是解决工人的操作、现场的监督和控制问题，管理的范围比较小，内容也比较窄，基本没有涉及组织的供应、财务、销售、人事等方面。

◆ 此外，虽然泰勒的理论使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合理化，但把雇员和业务都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

法国的亨利 · 法约尔（Henry Fayol）、德国的马克斯 · 韦伯（Max Weber）等人对泰勒的管理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他们聚焦于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以及管理者职责分工的合理化，奠定了古典组织理论的基础，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形成了质量管理和项目管理的成熟的管理模式，并强调基于数据的管理体系。工业经济时代所创立的管理学体系十分强调控制，但是控制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管理。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彼得 · 德鲁克就已经提出了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管理的概念。在知识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是知识，知识工作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每一位知识工作者都是一位管理者，知识型员工具有更高的素质，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严格的控制显得多余。同时，严格控制会阻塞知识型员工的创造力。

在工业化世界里，工作方法和程序是由专家定义的，而且一旦定义，就不允许改变。不管员工有多大创造力，展露天赋的机会都被大大缩减。进入80年代，德鲁克提出“未来的典型企业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和自我管理”。 

在“知识人”视野下，企业管理的哲学、风格、制度等应作更大的转变。首先，减少“控制”思想，倡导“支持与关爱”模式。

今天，管理者应该更多地考虑关心、激励员工，创造适合的环境和条件，开发和利用员工的潜质和创造力，使其实现自身的尊严和价值，进而帮助和引导员工实现自我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还蕴藏着另一个重要理念——无论成功或失败皆有再挑战和激发勇气的精神，这是新时代企业管理的重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教授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进一步发展了面向知识人的管理体系。野中郁次郎有“知识创造理论之父”和“知识管理的拓荒者”之称，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一书中，他提出了知识创造理论，以知识创造能力来诠释日本企业的成功，是该领域经典之作，于1996年成为美国出版协会“年度最佳管理类书籍”。

有别于其他学者将日本企业的成功归结为各种“日式管理”特色，野中郁次郎通过对索尼、松下、本田、佳能、日本电气和富士复印机等日本公司的创新案例研究，将其归结为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能“有组织地”充分调动蕴藏在员工内心深处的个人知识。

他以波兰尼的知识两分法为基础，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关系入手，认为知识管理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把挖掘隐性知识，也就是让知识管理不仅仅对客观信息进行简单的“加工处理”，而且要发掘员工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

野中郁次郎构建了知识创新的SECI模型：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部化（externalization）、整合（combination）以及内部化（internalization），他的观点目前已成为知识管理学的思想核心，特别是系统论述了隐性知识和外显知识之间的区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利用知识创新的有效途径，是知识管理领域文献引用率最高的学者，是最受西方管理界注目的来自亚洲的管理大师，更是继德鲁克之当今最杰出的管理学者。

英国管理史学者摩根·威策尔认为， 野中郁次郎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是世界上知识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论述几乎覆盖该领域的每个方面；第二，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他是日本管理方法及技巧最主要的解读者之一。

野中郁次郎认为，建立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组织理论归结为笛卡尔式科学思维的产物，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就是立足于用“科学”代替“经验常识”，西蒙的信息处理范式受到计算机和认知科学发展的影响，过分强调人类推理和组织决策过程的逻辑方面。

他觉得，在这种科学理性视野下的组织，本质上是没有知识创造能力的“刺激-反应”式机器。他认为，企业并不是机械地处理来自周围环境中的信息，而是有意识地创造信息，并在1985年出版的《组织进化论》中提出了该观点。

在研究中，野中郁次郎发觉，现有的信息处理理论不足以解释企业的创新行为。因为除了信息处理，创新过程还包括知识的取得、创造、运用与保存等多项内容。更重要的是，野中郁次郎通过对许多创新者访谈时发现，创新通常来自创新者个人的信念，这些信念通俗地讲就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学界称之为心智模式。

传统西方管理思想认为企业是信息处理的机器，唯一有用的信息是可以计量的数据。而野中郁次郎认为企业是知识创造的平台。“在一个只有不确定性能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确定性来源是知识。”知识创造理论从认知论和存在论两个维度进行阐述，包括SECI知识创造螺旋、创造知识的“场”和推动知识创造螺旋的组织方式。他构建的“承上启下”组织模式，从理论上阐释了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实践智慧在知识创造中的作用，而“超文本”组织结构则体现了东西方管理智慧的现代结合。

野中郁次郎运用东西方哲学智慧以及日本式思考和模糊处理方法，在日本企业成功实践经验基础上建构的知识创造理论，以SECI模型为中心，将主观与客观、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直接经验与逻辑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知识管理领域的经典之作。

他的知识创造理论强调“人是最重要的资产，知识是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并“以人为本”统领现代组织管理理论。

多年来，野中郁次郎心无旁鹜地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知识创造这一焦点上。他跟踪观察日本制造企业由弱到强的变化规律，深入研究了日本企业的知识创新经验，将亲自调查的佳能、本田、松下、NEC、日产、花王等企业新产品和新工艺开发的过程进行详细地剖析，准确地揭示了知识生产的起点与终点，清晰地辨识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常规类别，创造了一个全面评估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工具，并提供了促进知识创造的方式方法，是企业管理理论中的一个里程碑。

他的研究涉及到知识管理的各个方面，如承上启下管理模式确立了中层管理人员在企业知识创造过程中的实践智慧引领地位，而超文本组织结构则集中了官僚制和任务团队的优点，将企业运作效率、稳定性、知识创造的有效性、动态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近年来，他不顾年事已高，坚持每月深入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同时，他积极关注学习东西方哲学思想的精髓来发展组织管理理论，如知识如何向智慧演化，特别是引入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智慧应该是一种审慎的、基于实际的、有道德的智慧，也是在特定背景下对共同利益作出最佳判断，更是一种高质量的隐形知识。

实践智慧的提出，将超越组织发展的“经济目标”和量化管理，而把培养具有高度伦理价值的信仰、为人类发现贡献更多的善意作为重点，形成一个有使命感的组织。如本田宗一郎为本田公司提出的三个喜悦（制作的喜悦、销售的喜悦和购买的喜悦）理念、京瓷的稻盛和夫为企业制定的“敬天爱人”座右铭，这些都是实践智慧型领导力的经典事例。

实践智慧的提出，也将进一步在德鲁克的目标管理(MBO)基础上，将信念管理(MBB)理念如何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落地，即组织发展更应关注调动员工的工作激情，激发企业的持续创新，推动个人自我价值与企业愿景的同步实现。

展望未来，企业管理的重点诚然要需依靠科学管理的思想，大数据和数字化转型也应是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方向，基于PDCA的质量管理和IPD的项目管理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

但是，经济价值和社会责任并重、科学管理和人文精神同步的新时代，我们应高度重视隐性知识的积累和共享，以及基于SECI的知识管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野中郁次郎认为隐性知识固然是难以表达的，带有较强直觉、洞察力和经验色彩的知识，如经验要素、技术要素（技术诀窍、技能和能力）、认知要素（分析能力、判断力、前瞻力），但更是情感要素（直觉、偏好、情绪）和信仰要素（价值观、人生观、目标倾向）等，新的知识管理将更多依赖愿景型领导、共情型领导，知识管理也将从传统的管理工具走向新管理思想的营造，特别是要用斯密的“道德情操观”而非“国富论”来引领组织发展的未来。